網絡文學動態

黃發有:警惕現實題材網絡文學走向泡沫化

時間:2019-05-29 10:36      來源:中華讀書報 舒晉瑜 

讀博期間就關注網絡文學的黃發有,已追隨中國網絡文學進程二十年。

真正進入研究則是在2009年。在哈佛大學做訪問學者期間,他研讀了不少網絡文化研究方面的英文著作,旁聽了一些課程,網絡社會學和媒介環境學的研究方法與學術觀點帶給黃發有很多啟發。他曾經計劃主編一套“網絡文化研究譯叢”,選好書目并準備組織翻譯,卻因各種原因擱置,但是對網絡文學的關注延續下來,即便是2019年的今天,他已擔任山東省作協主席、山東大學博導,對網絡文學的熱情一直沒有減少。

在最近幾年的網絡文學創作中,他敏銳地發現,現實題材的作品顯示出日益強勁的發展態勢,現實主義題材創作的強化與升級成為網絡文學發展的新潮流和新機會。作為影響網絡文學未來走勢的審美選擇,網絡作家聚焦現實題材,尋求新的挑戰,成為一種戰略性的觀念調整和美學轉向。

溫和敦厚的背后,黃發有也不失青年學者的銳氣方剛。當年報考導師李新宇的研究生時,他坦言自己并沒打算畢業后從事文學研究,“我喜愛文學 , 但不喜歡文學學術”。他一門心思要搞文學創作,原以為讀現當代文學的研究生就是以創作為主要任務,入學后才發現要專注于文學史研究或文學評論,為此消沉了一段時間,還盤算過退學,最后堅持下來了,黃發有也沒想到一開始并不喜歡的文學研究成了平生志業。

成為批評家

中華讀書報:有什么機緣讓您改變了初衷?從經濟學到文學,這種轉變又是因為什么?

黃發有:讀碩士一年級時,寫過小說和散文,也發表過一些。既然不打算退學了,課程還得上,作業還得做,于是開始寫一些評論,參加了幾個雜志舉辦的影視評論征文,居然還多次得獎。慢慢地,覺得文學評論也不是那么無趣,就正兒八經地寫起了論文,居然發表了將近二十篇文章,其中短文居多,也有五篇萬字左右的長文。到了三年級上半期,福建師大同意錄用我。當時我想,反正要在高校里當老師了,博士遲早要讀,就臨時決定報考復旦大學的博士。

我的博士生導師潘旭瀾先生和碩士生導師李新宇先生都是一邊搞研究一邊搞創作,他們多次和我商談過如何處理文學研究與文學創作的關系,兩人的意見驚人地一致。他們說要把主要精力放在研究上,也可以抽空寫點散文,調節情志,涵養性情,但不要花費太多心思去搞大部頭的創作,尤其是長篇小說;等年齡大一點時,你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

之所以從經濟學轉向文學,當年確實是因為文學夢。記得離職讀研時,一位送行的高中同學調侃我是“理想主義的賭徒”,另一位朋友直接說我“糊里糊涂”。

中華讀書報:《詩性的燃燒》是您研究張承志的一本專著。為什么選擇張承志?您認為自己在研究張承志作品的過程中,最大的發現是什么?和其他評論家的研究,有何不同?

黃發有:從1993年到1995年,人文精神討論成為學術界的一個焦點,張承志也是一個話題人物,他在《北方的河》中宣揚的理想主義確實打動過我。我當時的考慮是把張承志放在思想史和文學史的脈絡中進行考察,既發掘其獨特性,也不回避其局限性。我清醒地意識到自己確實想通過個案分析折射普遍的時代問題,就完成度而言,離“成功”還有很大差距。

中華讀書報:談談您對于作家作品的研究方法?

黃發有:我寫過不少作家論,對豐子愷、林海音、莫言、張煒、余華、葉兆言、朱文、白先勇等作家的創作都發表過自己的看法。最近十年因為研究重點的轉移,作家論寫得少了。作家作品研究要以文本細讀為基礎,偏離文本容易導致誤讀和過度闡釋。我寫過一篇文章《當代文學批評的方法論思考》,文中主張當代文學批評應當注意以下三點:一是將批評對象放在文學史視野中進行價值評估,二是把審美分析與文化研究有機地融合起來,三是注意接受美學與創造美學的雙向互動。

成為真正的批評家

中華讀書報:對于當代文學中的精神問題,您也曾做過很多正面且直接的討論,《文化民族主義與新時期文學》《審美理想主義與中國當代文學》《虛無主義與中國當代文學》《虛偽的個人與迷惘的代群》等提出了很多實質性的問題。關注“精神問題”的起源是什么?為此您做了怎樣的準備工作?

黃發有:勃蘭兌斯認為文學是時代精神的體現。從精神現象學的角度來看,中國當代文學會有形形色色的精神側面, 其中有勇敢的精神揭示,也有一些自欺欺人的假面狂歡。以虛無主義為例, 它在現象層面有復雜的表現形式,但在內在根源上又有一致之處。文學如果缺乏精神的力量,逃避對內在精神的追問,就容易隨波逐流。之所以對這個問題感興趣,在某種意義上也是試圖解除自我內心的困惑,抵擋那些不斷迷惑、誘惑、控制我們的消極力量,呼喚一種有活力、有理想、有擔當的文學。

中華讀書報:在關注和研究的過程中,您有怎樣的收獲?

黃發有:研究文學背后的時代精神癥候,讓我明白了作為人的內在的脆弱。而文學與個體生命的價值,或許正在于理解了這種人性的脆弱之后,能夠直面并超越這種脆弱。

中華讀書報:非常贊同您的主張“真正的批評家所扮演的角色應該是安徒生《皇帝的新裝》中那個道破真相的孩子”,既要有無所顧忌的勇氣,還要有透亮澄明的坦誠,只有這樣才能和作家建立真誠的對話關系。但是,在中國的人情社會,您認為做那個道破真相的孩子是否很難?

黃發有:肯定有難度!記得1998年我讀博士時在《文匯報》發表了一篇批評當時熱炒70后女作家現象的短文,題目叫《激素催生的寫作》,有作家朋友后來跟我開玩笑,說我是“辣手摧花”,并說像我這種人“要躲得遠一點”。作家和評論家的關系一直比較微妙,歌德曾憤怒地說過“打死他,這個狗東西!他是評論家”。評論家和作家之間保持必要的距離,有利于保持評論家和評論的獨立性。

中華讀書報:評論家吳義勤也發現“黃發有的文學批評有很強的對話性”,您認同嗎?如何理解“對話性”?

黃發有:我覺得獨立的文學批評就應當是平等的對話,批評家既要尊重自我,也要尊重研究對象。只有這樣,文學評論才能不拔高研究對象,也不通過貶損研究對象來顯示自己的高明。

中華讀書報:您曾多次指出“發現”的熱忱對于文學批評的重要意義。您是如何理解“發現”的?

黃發有:發現是文學批評的生命線,文學批評要有創見,研究者要有新思維與新方法,在發掘、選擇和組織材料時有自己的眼光,這樣才不至于陷入重復勞動和低水平運轉的怪圈,才能避免學術研究的同質化。如果運用的史料大同小異,甚至嚴重雷同,所謂的“創新”也只能是一種表面功夫和形象工程。

在片面追求量化指標的學術大環境中,近年當代文學研究的泡沫化是不爭的事實。以作家研究為例,討論莫言的小說敘事必然提及其兒童視角,源于加西亞·馬爾克斯與福克納的外來影響更是爛熟的話題。研究晚年的郭沫若,他與陳明遠的通信盡管充滿爭議,甚至被視為“偽史料”,但在不少論著中仍然是支撐論證的核心證據;余華、蘇童、格非等作家總是被套在“先鋒”的框架中進行闡釋,他們的個性只是“先鋒”的一個側面。鐵凝、王安憶、遲子建等作家創作的獨特性,往往被籠統地歸結為“女性意識”。60后、70后、80后、90后作為代際研究的主流話語,已經逐漸淪落為一種萬能的標簽,不管遇到什么樣的作家,總能找出一款適合的、簡便的理論行頭;評論家感興趣的是作家對自己同代人的描述與定位,這些材料被置于放大鏡之下反復端詳,與此無關或相悖的材料被無情地剔除。

不少評論刊物會發表某一位重要作家的評論小輯甚至專號,我多次通讀這些集束性文章,發現重點解讀的作品高度相似,觀點也大同小異。這究竟是英雄所見略同,還是一種慣性的撞車?

還有一個現象耐人尋思,作家的創作談或訪談錄在文學評論中有極高的引用率,作家的意見甚至成了一些評論者的閱讀指南。以作家自己的意見為指揮棒,文學評論的獨立性何在?作家的意見有參考價值,但是,如果評論者耗盡自身的學養,抵達的目標僅僅是對作家的意見進行更為細致的學理化解釋,這樣的評論注定只是過眼云煙。

成為網絡文學的批評家

中華讀書報:在海量的網絡文學中,如何才能準確迅速地“發現”優秀的作者和作品?

黃發有:前些年,大學里不少研究現當代文學的學者看不上網絡文學,甚至將網絡文學和垃圾劃等號。我個人關注網絡文學,一是覺得網絡媒介對文學的影響一定會越來越大,二是網絡文學不會長期處于邊緣狀態。要從總體質量不高的海量作品中發現好作品,首先閱讀量一定要大,有比較才能看出質量的高低;其次是關注高人氣作品、進入網站榜單的作品,尤其是強推的作品,當然這些作品質量可能有問題,但藝術品質有缺陷還能火起來,這恰恰能反映出網絡文學的特殊性及其文化癥候;再次是征求學生的意見,網絡文學在某種意義上是青年文化的表現形式,作者和讀者的主體都是年輕人,我教過的學生中有不少是網絡寫手,他們貼近網絡寫作現場,他們的看法更為鮮活,更有包容性,因此我看過的不少網絡作品都是學生推薦給我的。最后,對于像我們這樣在紙媒主導的環境中成長的“老人”,對網絡文學要有一種理解的同情,不能被先入之見所左右,不然所謂的“發現”只能是傲慢的偏見。

中華讀書報:您從很早就關注網絡文學,瀏覽榕樹下等網站,那么您對早期的網絡文學作何評價?一路跟蹤過來,您認為網絡文學的發展經歷了怎樣的變化?

黃發有:網絡文學一開始處于一種野生野長的狀態,最早的一批寫作者純粹是為了內心需要,像圖雅的文字在藝術性上不算突出,但那種直抵內心的寫作狀態有特殊的感染力。從榕樹下的網絡沙龍到天涯社區文學板塊的嘯聚江湖,再到起點中文網的娛樂資本模式,網絡文學在類型化、商業化的道路上快速生長。

為了突出特色,發揮網絡媒介的傳播優勢,填補純文學創作長期忽視通俗性和娛樂性的市場缺口,網絡作者以類型小說為突破口,通過影視改編、游戲改編等跨媒介運營方式兌現類型文學的商業價值。應當重視的是,過度的商業開發會傷害網絡文學,以創作數量取勝的粗放模式抑制了創新的活力。玄幻小說、穿越小說一度以陌生化的想象令網友耳目一新,但最近幾年創新乏力,讓網友產生饜足心理。隨著抖音、微視等網絡新玩法的走紅,網絡文學如果缺乏難以取代的特質,其可持續發展將面臨多重挑戰。

中華讀書報:您對網絡文學的研究是否也隨之變化?您認為網絡文學研究的挑戰性和學術難度體現在哪些方面?

黃發有:研究對象變了,研究本身肯定要隨之變化。網絡文學研究的挑戰性和學術難度體現在三個方面:首先,閱讀的挑戰。不僅要有巨大的閱讀量,而且要調整閱讀方式,關注以網絡文學作品為腳本的大量改編作品,如電影、電視、網絡游戲、動漫等。其次,知識結構的挑戰。網絡文學作為一種新生的文學現象,其生產方式、傳播方式都有別于以印刷媒體為核心介質的文學創作,這就要求研究者必須更新自己的知識結構。再次,觀念與方法的挑戰。在文學研究和文學評論領域,一直有一種潛在的規則,那就是重視對經典作家和經典作品的研究,退一步來講,也得研究那種具有經典品質的作家或作品,即“準經典”。研究網絡文學,要具備從不完美甚至殘缺的作品中發現有價值的元素或有意義的問題的眼光。研究網絡文學需要具備審美的眼光,還需要研究者具有一種文化的視野,通過網絡文學觀察文化潮流的轉換,體悟世道人心的波動。

中華讀書報:在近幾年的網絡文學創作中,現實題材的作品顯示出日益強勁的發展態勢。您如何看待這種變化,是必然的嗎?

黃發有:這是網絡文學突破發展瓶頸的有益探索,是作者創新求變和制度引導的綜合效果,也是網絡文學主流化的必由之路。現實轉向給網絡文學注入了新的藝術活力。

中華讀書報:現實題材的網絡文學創作應該注意哪些方面的問題,可否為網絡作家提些建議?

黃發有:我在今年4月19日的《人民日報》發表了《現實題材成為網絡文學新亮點》,文中指出了現實題材的網絡文學存在的不足,只有避免題材撞車、文字粗糙、藝術同質化的通病,才能突破瓶頸。在這幾年的網絡文學征文活動中,有一些“沖獎文”主題先行,拼湊成文,缺乏對現實的深入接觸與深刻理解。

總體而言,近年現實題材的網絡文學作品在反映現實的廣度上不斷有拓展,廣泛涉獵不同階層、不同行業的現實生活,但在表現現實的深度上亟待加強,有一些作品僅僅是對新聞報道的組合與改寫,文字比較潦草,停留于對現象的匆促跟蹤和對新人新事的簡單鋪陳。現實題材的網絡文學創作要真正有一番作為,不僅不應該片面追求產量的快速增長,還應該警惕泡沫化的陷阱。現實題材的網文創作已經遍地開花,對于其后續發展而言,質的提升才是真正的考驗。

中華讀書報:您對網絡文學的研究,打通了國內外、網絡與傳統文學、網文與游戲等多方面的關系,這種開闊的視野和超拔的格局來自什么?

黃發有:目前國內的網絡文學研究主要有兩種模式,一是在文藝學視野中的理論觀察,側重研究網絡文學發展帶來的文學格局變化;二是在當代文學視野中的網絡作家、網絡文學作品研究。我個人在研究網絡文學的過程中,一是避免把網絡文學從當代文學的整體格局中剝離出來;二是在網絡與影視、印刷媒介的多元互動格局中考察網絡文學的生產與消費。

也談魯獎和山東文學

中華讀書報:2018年,您的《中國當代文學傳媒研究》獲第七屆魯迅文學獎文學理論評論獎。您是第一次參評嗎?在什么情況下獲得得獎消息的?是在預料之中嗎?有何感言?

黃發有:根據魯獎的評審規則,參評作品必須由出版社、雜志社、網站和中國作協各團體會員單位推薦,我應該不是第一次參評。2018年8月11日中午,看到學生轉來的中國作家網發布的第七屆魯迅文學獎的評獎結果,既高興又惶恐。作為在魯迅先生影響下成長起來的文學工作者,能夠獲得魯迅文學獎,當然是一件很榮幸的事情。不過,我清醒地意識到自己對文學和文化的貢獻微不足道,應當不懈奮進。

中華讀書報:擔任山東省作協主席至今,您的生活和學術研究發生變化了嗎?您對山東文學隊伍和當前的創作愿意作何整體評價?

黃發有:我覺得沒有明顯的變化,生活還是菜米油鹽,學術研究該做什么還是做什么。關于對山東文學的整體認識,我去年12月5日在《人民日報》海外版發表了一篇《山東文學:有根的燦爛》,文中主要有三層意思:其一,山東是文學大省,在改革開放走過40年的今天,回顧山東文學走過的歷程,我們不難發現,藝術觀念的革新和開放的文學姿態是開啟輝煌之門的金鑰匙。其二,山東文學是有根的寫作。山東作家都深深地植根于腳下的大地,從故鄉的自然世界和鄉親的現實生存中獲得審美啟示,并以故鄉為精神根據地,展開與世界、歷史和文化的多元對話。其三,山東作家的寫作往往有一種特殊的韌性,在時代風尚的流轉中表現出一種審美定力,拒絕隨波逐流,拒絕輕易轉換自己的立場與趣味,在自己的園地深耕不輟,有一種持續的生長性。當然,山東文學要取得新的突破,需要更多具有沖擊力的新生力量,以無所畏懼的青春活力擺脫成規,推動文學的不斷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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