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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于2019年4月29日《文藝報》
 

勞動的審美性

 
賀紹俊
  勞動的審美性從一定意義上說,具有文學烏托邦的色彩。正因為如此,文學既然擔當著傳遞理想的責任,就應該讓勞動的審美性成為文學的一支主旋律。
  陶淵明被人們視為追求閑適生活的代表性詩人。但人們不知注意到沒有,他的閑適是與勞動聯系在一起的。他在詩中這樣寫到勞動:“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他從晨興起一直勞動到帶月的晚上,應該很勞累吧,但詩中流露的卻是愜意!勞動是人類最基本的社會活動和生存活動,勞動自然也會成為文學重要的表現對象之一。馬克思說過,勞動是使人區別于動物的本質性活動,勞動滿足了人的需要,是人的生命活動。陶淵明的詩句真是以詩的意象詮釋了馬克思的理論。
  文學中的勞動描寫并非都是陶淵明式的閑適,因為現實中的勞動是要流汗的。人類通過勞動創造財富,也創造了一個新的世界。因此,在作家的筆下,勞動者形象常常是正面、積極的甚至是偉大的。在這些文學作品中,勞動往往與困難、勇敢、拼搏、收獲聯系在一起。特別是在啟蒙精神燭照下的中國現代文學,伴隨著勞工神圣的口號,勞動和勞動者形象獲得了特別的禮遇。但是在革命戰爭年代,勞動者形象以及勞動的書寫還是退居到了次要的位置。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勞動者以建設新中國的姿態出現在文學作品中,如柳青《創業史》中的梁生寶、草明《乘風破浪》中的李少祥。然而不斷升級的階級斗爭風雨,使得勞動者難有用武之地。改革開放時代宣布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勞動創造世界的意義得到重申,勞動者形象才真正走上文學舞臺的中心。路遙的《平凡的世界》不妨看作是一部重樹勞動權威的作品,路遙所書寫的世界正是一個由勞動者創造的新世界。在小說的最后,孫少平懷揣著理想回到大牙灣煤礦,這意味著主人公要回到勞動的洪流之中。路遙說,“這是贊美青春和生命的歌。”
  在這篇短文中,我要特別強調一點,即勞動的審美性。作家們對勞動的書寫越來越接近勞動的本質——它是人的生命活動,因而勞動成為一種美好、健康的審美意象。劉慶邦的短篇小說《月光下的芝麻地》就是一首勞動的抒情詩。小說的故事很簡單,寫的是在人民公社制度下,一群年輕婦女表現特別積極,爭做無名英雄,在隊里準備收割芝麻之前,搶先悄悄地把芝麻都收了。過去的小說中不乏這樣的故事,套路基本一樣,主題也基本一樣,無非是要表現人們的集體主義精神和無私奉獻的精神。但劉慶邦卻能在這樣一個老掉牙的故事上翻唱新曲,并唱出新穎別致的韻味來,就因為他能將勞動作為一種審美對象,在他以往的生活記憶里,翻檢出勞動所帶來的幸福感,進而帶著這種幸福感來講述故事。這種勞動又是與大自然連在一起的,大自然的審美與勞動的幸福感交織在一起,構成了這篇小說的和諧樂章。玉青等四個大姑娘在集體勞動中結下了深厚的友誼,睛還沒到參加集體勞動的年紀,卻非常羨慕大姐姐們的友誼,很想加入她們的隊伍。睛猜到玉青四個人密謀早起殺芝麻,因為“她們幾個都是愛干活兒的人,都是喜歡結伴干活兒的人,都是以結伴干活兒為快樂的人,得到殺芝麻的機會,她們大概不會放過”。于是,她在夜里鉆進芝麻地,果然等到了玉青她們的到來,這些大姐姐們也高興地接納了這位同樣熱愛勞動的小妹妹。待村里的上工鈴聲響起,人們驚奇地發現,地里的芝麻全部放倒了,五個姑娘正在地頭的水塘邊洗臉。秋水有些涼,但姑娘們的感覺是:“痛快!真痛快!!痛快死了!!!”三個“痛快”,六個驚嘆號,真是把勞動的歡樂寫得透透的。劉慶邦以平白的語言,把一個簡單、漂亮、飽滿、充盈的勞動過程充分展現出來,平白的語言中浸滿了勞動之美。
  勞動的審美性也為作家突破思想的樊籬提供了強有力的武器。王蒙的長篇小說《這邊風景》寫于特定的歷史時期,但擱置了數十年之久拿出來仍然顯現出文學的風采,并獲得了茅盾文學獎,我以為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王蒙在寫這部小說時注重勞動的審美性,從而使他能夠超越時代的種種禁忌與約束,通過審美的渠道與當時的勞動者獲得心靈上的溝通。我讀《這邊風景》,首先感覺最強烈的是作者對勞動的贊美。勞動的主題是這個小說的潛在主題。勞動與心靈在對話,勞動與自然相融洽,傳遞出那個時代一位未曾泯滅理想的作家對未來的想象,以及對人性的理解和對生命的理解。于是,由勞動引發的這些精神想象便具有一種永恒的文學價值。小說中有大量關于勞動的敘事,勞動與健康連在一起,與健美的身體連在一起,小說所贊美的勞動基本上是與大自然相融洽的體力勞動,但凡作者寫到在大自然環境中勞動的場景,那些關于階級斗爭的各種矛盾和煩惱便云消霧散了,作者眼中所看到的只是勞動與自然的關系、勞動與身體的關系,于是他放縱筆墨,酣暢淋漓地書寫勞動的愉悅和精神的爽快。回過頭來閱讀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小說,就會發現,通過勞動敘事來表達作家內心的美好和理想,也是當時一些作家普遍采用的方式。作家們將勞動的審美性從勞動的政治意識形態性中剝離開來,因此他們特別愿意寫勞動,一寫到勞動仿佛就換了一副面孔,精神變得自由自在了。
  馬克思既肯定了勞動的價值,同時又尖銳地指出在人類發展歷史中勞動始終處于異化的狀態,例如在資本主義的惡劣時期,勞動者寧愿毀壞勞動的工具。勞動的審美性從一定意義上說,具有文學烏托邦的色彩。正因為如此,文學既然擔當著傳遞理想的責任,就應該讓勞動的審美性成為文學的一支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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